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秦朔

  最近一两年,每当与企业家、创业者交流,就觉得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前景非常确定。我也去过不少外企,亲见他们在中国的工厂正成为外企在全球的工厂网络中的标杆,这证明,生产同样的产品,中国生产的更好,效率更高,员工更勤于也更善于进行改善。

  无数奋斗和创新的场景,让我感动,也充满信心。

秦朔:中国经济,三思而后行

  三个担忧

  然而我也常常感到担心。

  这些担心不是空穴来风,而基于日常观察和与实干者的交流。最近一两年,我的担心越来越集中在三个问题,即负债问题、消费问题和国际环境问题。

  1、中国的宏观负债率不断升高,特别是地方政府负债。还不只是负债率本身的高低问题,在一些低效、打水漂、没必要,甚至是被浪费的投入和支出背后,显示出政府正越来越多地直接配置资源。我当然认可“两只手”在中国都不可或缺,但对这种趋势颇为不安。

  2、大家都说中国经济要更加依靠消费,但消费支撑力究竟如何?我们一直都在提“促内需”,但广大人民的可支配收入水平和对未来的预期,到底能不能支持消费持续增长?如果光看一二线城市的豪宅豪车、名酒名烟、奢侈品、精品餐饮和服务等等,增长很强劲,但三四线及以下城市,以及大众的消费,增速就比较乏力。

  3、中国面对的国际环境会向哪里发展?我们处在非常复杂、动态、各种矛盾相互纠缠的大变局下,很多变化超预期,对战略远见、战略定力、战略博弈、战略竞合能力都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从我接收的信息看,似乎更多是在往对抗走,而不是往促进和平、和缓、合作走,不少人心也在向站队、极端化的方向演变。环境的越来越复杂和应对的越来越简单,可能进一步加剧未来的不确定性。

  这是我的三思,或者说三忧,三虑。

  何以解忧?每当和外界交流,我就会提出这三个问题,请教,讨论,然后再观察,再思考。最近觉得可以整合出一个系统思路了,写出来,请大家批评指正。

  一个结论

  对这三个问题,通过交流学习的基本结论是:何妨多点忧患,不必过度紧张。

  关于第一个问题,确实,中国的宏观负债率增速较快,地方隐形负债较为严重,且很多地方对自己究竟有多少负债都讳莫如深。有全国人大代表说,他们也问过所在地政府,但书记市长也没个说法,可见也觉得是问题而非政绩。

  去年西部某省的省投资集团被法院裁定破产重整,向违约的三只美元债的持有人发出折价收购要约,价格分别为41.19%和36.75%,等于一多半价值都消失了,中部某省大型煤炭集团的违约事件震惊了信用债市场,他们的大股东都是省一级政府,说明省里也无法捍卫“国企信仰”,没有能力助国企度过信用危机。

  但也有很多人认为,中国的宏观负债率和美日等国比并不高,相比欧美的大放水,中国比较克制,中央政府已提出“政府杠杆率要有所降低”,头脑是清醒的。全球都在量化宽松,中国如果一点不放,很多企业会倒下,人民币升值压力会加大,影响出口。还有,负债率提高不是大手大脚花掉了,主要是投资基建、服务民生等等,是干事去了。

  关于负债问题,不管是相对悲观者还是相对乐观者,有一点是有共识的,那就是政府的支出,效率一定要提高,要花的有道理、有价值、有效率。

  接着谈第二个问题,中国是大市场,有很大潜力,年轻人的消费倾向比上一代更积极,这都没有疑问。政府也做了大量工作,与民生相关的支出一直在增加。健全多层次社保体系,提高退休人员养老金水平,组织药品集中采购,提升基本医保中的慢病报销比例,等等,这都有助于提高普罗大众的安定感,减轻压力,间接促进消费。

  但也有很多人认为,在城乡之间、行业之间、大城市与小城镇之间分化加剧的情况下,在“四贵一不高”(教育贵、看病贵、养老贵、住房贵,产品和服务质量不高)的情况下,未来消费对经济拉动的作用不容乐观。

  关于消费问题,不管是相对乐观者还是相对悲观者,有一点是有共识的,那就是认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这一远景目标。企业家群体也认同,只是希望不要采取“劫富”之策,因为企业也有诸多困难和压力。

  有企业家认为,全球主要经济体都有遗产税,中国有一天应该也会征收,只是时机还不成熟,他认为还需要五六十年,即在整个法治化的财产保护体系相当可靠和完善、中国也跻身于全球高收入经济体的中游水平之后。

  关于国际环境问题,一般观点我就不重复了,总体就是大家都很“怕冷”,担心冷战、冷和下去会是什么。比较有意思的是对为什么“冷”的原因分析。有企业认为,目前中国和一些西方国家交恶,责任并不在中国,而是从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和2010年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之后,西方一直没有缓过气来,就像一家人怎么都走不出困境,而对面邻居日子红红火火,就很容易迁怒、归罪于邻居,认为邻居搞了一些“歪门邪道”,抢了他的机会。

  也有企业家说,西方多个国家这些年换了多个领导人,但经济一直起不来,就不是人的问题而是制度的问题。中国的制度也需要完善,如法治化、增加透明度,但这个制度有一个好处,就是有利于长远打算,考虑5年、10年、几十年的事,为保证公众利益最大化可以牺牲一部分短期利益,而西方的经典私有化是不支持牺牲的,所以一个钉子户就可以挡住一项基建。

  有投资家说,“从北京到上海,大概和波士顿到芝加哥差不多远,以英里计算大概是800英里,北京到上海坐高铁最快4个小时18分钟,波士顿到芝加哥坐Amtrack美铁,最快是将近22个小时。”土地私有,个人至上,基建动不了。此外,西方选举制度下,取悦选民很重要,政策必须立即让选民见到利益,这就很难立足长远,换一任政府就推翻前任的决策,非常折腾,也不实事求是。

  综上所述,要增强忧患意识,我们的确有内忧外患,但不必过度紧张。

  我在一些演讲中经常说,中国有问题,但创新和成长的力量远远大于停滞和衰退的力量,所以中国还会继续成长。中国有问题,但中国制度中的自我反思、自我调整、自我超越的空间始终存在,所以中国还会继续进步。

  四个故事

  这篇文章如果有点价值,不在三思上,而在三思之后如何后行上。最近我对此有一些小惊喜的发现。讲给你听。

  第一个故事:

  朱保全是万物云空间科技服务股份有限公司的CEO,我们在飞机上偶遇。又是万物云,又是空间科技,听起来很有科技感,其实就是原来的万科物业,1990年就诞生了。他给我讲述了万科物业的发展脉络,收购戴德梁行的商管业务后有了“万物梁行”,进入城市公共空间服务后有了“万物云城”,这样就从住宅社区跨入商企,再融入城市。

  从万科物业到万物云,证明只要与时俱进,听起来很不性感的传统行业也可以有很大创新。但最触动我的是,万科不仅在管理一些政府办公区域和河流等公共资源,和有的政府一起打造、运营园区,而且正在探索管理街道,进入城管领域。过去管的空间都是城建范畴,所谓“红线以内”,现在可以去管“城管”一直在管的事。

  让那些在充分竞争的市场环境中,有顾客思维和服务能力的公司,去管理非竞争性的、相对封闭的、外界很难监督的城管空间,一定能有很多改善。城管的水很深,群众的意见一直挺大,让优秀的市场化公司进入,就可能化监管思维为服务思维,提高效率与品质。

  当然,也不容易,因为城管有自己的习惯和路径依赖。管城建和管城管的也不是一个人。好在最上面,还有能站在全局做判断的书记和市长。

  第二个故事:

  去年我和民营钢铁企业德龙集团创始人丁立国进行过交流,他讲到德龙2019年1月参与国企混改,出资200亿,重组面临破产的天津国企“渤钢系”(渤海钢铁)的17家生产实体,控股59.45%,成立了新天钢。混改前一个月亏损7亿,混改一年就扭亏为盈。

  最近我看到,新天钢2020年实现利润总额40.3亿元,实现税金15亿元,职工收入增长30%。从老渤钢到新天钢,变化的关键是机制的改变。指标到人,收入和绩效挂钩,“相当于每个人重新又找了一份工作,每个人都在发挥自己所有的能量”。

  地方政府的负债压力,相当一部分来自于国企,国企负债重、压力大,政府的压力自然也大。很重要的解决之道就是混改。新天钢很好,可惜这样的案例实在太少。

  第三个故事:

  前不久,我去拜访澳门基金会行政委员会的主席吴志良先生,我们认识已有20多年。他是全国政协委员,老家在广东农村,他说今年全国两会,有代表、委员提出,建议出台鼓励公职人员“告老还乡”“退职还乡”的制度,助力乡村振兴。

  我查了一下建议,全国政协委员、中原银行董事长窦荣兴指出,我国每年有数百万城市离退休人员,既有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又有资金技术和人脉资源,还有回归田园和反哺家乡的乡愁情怀,是乡村振兴的宝贵人才资源。鼓励公职人员“告老还乡”“退职还乡”,通过自身的学识和对相关政策、法规的了解,助力地方发展,打通民生服务的“最后一公里”,是对三农工作实实在在的支持。

  吴志良更多是从文化血脉上看这个问题。从农村流出的年轻人越来越多,但乡村是文化的根,不应该断,现在交通发达,由城回乡很方便,如果能创造一些机制和条件,让城里人多拿出一点时间“归根”,进而反哺乡村,就能加强城乡的循环。比如一些县一级的殡仪馆,条件不太好,应该提升,人虽去,仍应保有生命的尊严,这样亲人从大城市回来也感到心安。

  中国现在有一个情况,就是经济水平较低的家乡的亲人为大城市的儿女买房提供支持,相当于“向下抽取”,这只会加强“马太效应”。古代有丁忧制度,告老还乡制度,这是乡土社会的自我循环。

  现在农村人才读书、考学、打工、经商,都是流出,只出不进,单向流动。窦荣兴说,落叶归根是正常的生态循环,告老还乡发挥余热,也有利于发挥乡贤作用,实现乡村的传统自治,降低整体的行政成本。

  当然,也要从政策层面让他们的回乡之路顺畅,如深入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在符合使用规划的前提下,允许城市离退休人员到农村租用土地和房屋,用市场化手段鼓励离退休人员在乡村投资兴业,提供公共服务支持让离退休老人在乡村住得舒心,等等。

  第四个故事:

  王志乐教授是研究跨国公司和合规问题的著名专家,我们不时交流。前几天他告诉我,他参加了在宝安举行的深圳市促进企业合规建设工作现场会,感触颇深。

  在深圳市政府积极促进和领导下,宝安区集全区30多个部门之力,率先成立“促进企业合规建设委员会”。从“刑事合规”(公检法司法力量)“行政合规”(政府行政力量)“信用合规”(道德规范力量)以及“行业合规”(行业组织力量)四个方面共同推进企业合规,从“小合规”向“大合规”转变,打出“行政合规+刑事合规+企业诚信”组合拳。

  王志乐举例说,当年浙江吉利集团并购沃尔沃之后,沃尔沃方面最担心的是吉利的合规问题,如知识产权的合规。在王志乐团队建议下,2014年下半年,李书福在集团内部设立了专门的合规官。

  基于合规考虑,吉利放弃了向被联合国安理会制裁的某国出口1500台沃尔沃轿车的机会。2018年2月27日德国总理默克尔表示,吉利入股戴姆勒没有任何违规行为,后来吉利也通过了美国方面的审查,收购了Terrafugia飞行车公司。

  中国的发展靠改革开放,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抓手就是和国际通行规则、人类普遍价值接轨,所以政府提出要加快国内制度规则与国际接轨,要从政策导向型开放迈向规则等制度型开放。这是大方向,企业也要加强合法合规意识,才能适应更高水平的开放的要求。

  我最近经常说,从现在起,强大的中国企业需要认识到——你们最大的竞争对手可能不是国际同行,而是世界看待你们的眼光,以及看待中国的眼光。中国企业一定要加强国际合规意识,遵循可持续发展和ESG原则,做对利益相关者负责的企业公民。

  不忘历史的最好办法是创造出更加灿烂的明天

  讲完三个担忧和四个故事,可以从中得出如下思路——

  1、要化解宏观负债率特别是地方政府负债率攀高的问题,关键是提高资金使用的效率,为此就要打破相对封闭分割、各行其是、效率低、猫腻多的公共领域,让市场化的、更加精益、爱惜自己口碑的力量进来,就要大力度推动国企改革,涤荡低效和停滞。

  2、要促进消费,就要提升相对落后的地区和阶层的收入与可持续发展能力,那就应该创造条件,让相对发达、先进地区的人们有回流、归根、反哺故土的更多更好的可能性。不是让他们脱离城市化,逆城市化,而是可以适当地,分时、分地生活和工作,仍然以城为主,但生命状态更加多元化。寄点钱回乡,那就是钱,而人多一些回去,将产生化学反应。

  3、要优化我们的国际环境,就要和国际通用规则尽可能发生“嵌入关系”(in),而不是“对抗关系”(versus),就要多寻找共识点、合作点,比如气候、经贸等等都是。必须承认,中国和美国在意识形态和制度上的矛盾在加剧,在扩大化,但中国经过实实在在的发展,理应对自己有信心,所以我们的思维应该更多地面向未来,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自由全面发展的角度,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大事,而不必过多把思绪置于眼前的一些事情中,这些事情放在历史长河看可能很小,但如果过度沉溺其中,也可能小事化大,甚至让我们偏离主航道。

  如果对于每一件有矛盾冲突的事,都要回到鸦片战争、八国联军、日本侵略等等语境里思忖和回应,那我们是在自己囚禁自己,过度自我折磨,那当年还搞什么中美建交?还搞什么开放?

  这不是说要我们忘记历史,恰恰相反,我们不忘历史的最好办法是创造出更加灿烂的明天,让一切或者因为无知或者因为偏见而妖魔化中国的声音自然遁于无形。今天中国的自信心有了特别真实的提升,这是几代人干出来的,是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干出来的,不是恨出来的,骂出来的。

  同时我也相信,我们的复兴一定是文明的复兴才能靠得住,既造福世界,也让世界信服。从趋势看,只要中国争气,坚持改革开放和高质量发展以及新发展理念不动摇,深化体制改革,切实推进法治化建设,没有大的偏差,世界“重新回到东方”会一步步向我们走来。(参见弗兰克,《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

  以上思路,最后可归为两点——

  第一,何以解忧?靠好的双循环。即用市场化、开放、建设性、高效的力量,冲击传统利益格局和思维定式,带来鲜活的新力量,构建起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这需要我们有更多的未来意识,而不是过去意识。

  第二,何以解忧?唯有改革。全面改革,深化改革,政府改革。

  (本文作者介绍:商业文明联盟创始人、秦朔朋友圈发起人、原《第一财经日报》总编辑。)